編譯｜美國迫切需要一場群衆運動

編者按：美國聯邦政府關門已經持續半月有餘，諸多關鍵服務被迫停止，特朗普政府威脅進行更大規模的裁員。而與此同時，聯邦移民執法行動依舊不遺餘力。芝加哥成爲戰場之一。儘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移民和無證移民是威脅公共治安的主要因素，但本屆政府似乎在不計成本攻擊這一群體。

移民政策只是縮影。《大西洋月刊》近期刊出評論家David Brooks的文章，繼續對特朗普所代表的全球民粹主義回潮提出警告，儘管這一論調已經不再新鮮，但作者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的“建立一個互聯互助的抵抗聯盟”仍然值得思考。

歷史的復調在當下奏響，我們該如何理解和面對？“個人或許無力，但群體不會”。10月18日，第二輪“NO KINGS”遊行活動將在全美上千個城市進行。我們街頭見。

人民曾經崛起

其他民族曾挺身而出，爲捍衛自己的權利、尊嚴與民主而鬥爭。過去五十年來，這樣的事情在波蘭、南非、黎巴嫩、韓國、烏克蘭、東帝汶、塞爾維亞、馬達加斯加、尼泊爾等地都曾發生。

20世紀70年代初，菲律賓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領導人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企圖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學生羣起抗議，與警察的衝突造成六名抗議者死亡。公交工人隨即罷工，學生與工人聯合示威。馬科斯以宣佈戒嚴予以鎮壓。由馬尼拉總主教辛海棉樞機（Jaime Sin）領導的天主教徒挺身反抗。

1983年，馬科斯的主要政敵貝尼尼奧·阿基諾（Benigno Aquino）遇刺身亡。馬科斯禁止電視報道阿基諾的葬禮，但兩百萬民衆走上街頭，使葬禮演變爲一場長達十一小時的反政權集會。中產與專業階層隨後加入抗議，馬尼拉商界每週舉行示威。次年，全國爆發總罷工。馬科斯在下一次選舉中舞弊後，軍方部分成員開始叛變，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公民上街保衛他們。美國里根政府威脅切斷對馬科斯政權的援助。至1986年初，馬科斯一家被迫逃離國家。歷經十餘年，人民終於擊敗了獨裁者。

這種起義並不罕見。政治學者埃麗卡·切諾威思（Erica Chenoweth）與瑪麗亞·斯特凡（Maria Stephan）在2011年的著作《爲什麼公民抵抗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中，分析了1900年至2006年間的323場抵抗運動，其中包括一百多場非暴力運動。

她們的研究表明：公民並非無能爲力，他們有多種方式捍衛民主。

對美國而言，這個十年的關鍵問題是：爲何這樣的抵抗運動沒有在這裏出現？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無視了約三分之一針對它的不利裁決。它像一個國家級的敲詐集團，利用聯邦權力控制大學、律師事務所和企業的內部運作。它徹底將司法部政治化，發動一系列針對政治敵人的黨派調查。它把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擴張成一個權力幾乎不受限制的準軍事機構。它蔑視憲法，攻擊民主規範、削弱公民自由，甚至在首都街頭部署軍車與士兵。它以法西斯主義的視覺符號爲傲，公然炫耀其專制野心。

民主正在被腐蝕

我並不認爲唐納德·特朗普已經把美國變成了一個獨裁國家。然而，從自由滑向專制的轉折點，也許並非一場突發的劇烈事件，而是執政機構的緩慢腐蝕——而這種腐蝕早已開始。

250年來，美國民主制度的核心信念——可追溯至西塞羅和加圖——是：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公職人員的首要職責是把法律置於私慾之上。這一理念對特朗普而言完全陌生。

特朗普在不同領域的作爲看似分散，實則屬於同一個項目：製造一場“人人互斗的野蠻戰爭”，並藉此從中牟利、積累權力。特朗普主義是一場多面攻擊，意在切斷人性中高尚的部分——學習、同情、科學與正義的追求——並以貪婪、報復、自我與慾望取而代之。它試圖將世界變成富人和冷酷之人的遊樂場，瓦解所有維繫文明體面的道德與法治之筋骨。

若你以爲特朗普主義三年後就會自然消退，那你太天真了。若不受抵制，這類全球民粹主義力量可能主宰未來整整一代人——這或許將是我們此生及子女一生所要面對的現實。

群衆運動在何處？

那我們爲何如此沉默？我們是否要被動地旁觀民主的腐敗？

到了今年春天，特朗普的行爲已惡化至我認爲必須發動一場全國性公民運動。4月17日，我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呼籲美國各界聯合起來，建立一個互聯互助的抵抗聯盟。

那篇文章引發了巨大關注與支持，一度讓我以爲我所期待的公民起義即將來臨。可它在哪裏？確實，六月的“沒有國王”（“No Kings”）集會組織得不錯，團體如 Indivisible 仍在動員傳統的進步派。但總體而言，一層麻木的惰性似乎籠罩在反特朗普陣營之上。

機構一個接一個地與政府的勒索機器達成交易。商界領袖私下抱怨特朗普造成的破壞，公開場合卻噤若寒蟬。大學校長們曾受哈佛最初反抗的鼓舞，但如今包括哈佛在內的許多學校都屈服了，支付給政府的“管理費”實質上就是強制性賄賂。

我們都明白，許多個人與機構保持沉默的第一個原因是：恐懼。

領導者們說：“如果我開口反對，我的機構就要付出數百萬美元的代價。”

於是向政府屈服開始顯得“明智”。結果，不是一場統一的群衆運動，而是一家家機構各自制定“自保策略”。在缺乏廣泛社會運動的支撐與保護下，所有領導者都面臨同一個集體行動困境：“如果我獨自站出來，我會被碾碎。”

但這種策略的問題在於——讓支配成爲習慣。那些不受抵抗的霸凌者會繼續施壓；而服從也會變成習慣。判斷你是否生活在一個專制體制下，有一個簡單的問題：“人們是否仍感到有自由表達異議？”

在我周圍，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民領袖不敢說出心底的真實想法。長此以往，自我審查會導致精神與道德的內部崩塌。

十年前，當特朗普最初擊敗共和黨建制派時，那些被征服者仍能在心底保持“厭惡”——至少在私下裏還能覺得他可恥。但隨着時間推移，順從逐漸侵蝕內心，直至他們在靈魂上也被征服。

他們成了自己當年聲稱“絕不成爲”的那類人。

人們保持沉默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場鬥爭的本質。他們仍以傳統政治的眼光看待問題，以爲這是一場關於選舉週期的較量。然而，這場危機關乎的是歷史潮流。

歷史潮流

每隔一段時間，政治、文化與社會的浪潮就會席捲全球，留下重新排列的世界。

250年前，民主浪潮席捲西方，引發了美國與法國革命，隨後催生1848年的民主起義。20世紀初，極權主義的浪潮興起，帶來俄國、德國與中國的革命。20世紀60年代掀起了解放浪潮，孕育了非殖民化運動、公民權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1980年代與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則產生了西方的里根與撒切爾，以及東方的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

而自2010年前後起，全球民粹主義的浪潮興起。

它帶來了不僅僅是特朗普，還有奧爾班（Viktor Orbán）、莫迪（Narendra Modi）、普京的復仇主義版本、與英國脫歐。

面對這股歷史浪潮，那些只看四年任期的傳統政黨與政治人物顯得無能爲力。他們沒有足夠的遠見，也沒有力量逆轉歷史的潮水。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民主黨參議院領袖）救不了我們。

特朗普主義，和所有民粹主義一樣，不僅僅是一套政策——而是一種文化。特朗普向人們提供歸屬感、身份、地位、自尊以及一整套政治倫理。

民粹主義者的目標並非通過某項法案，而是重塑整個時代的氛圍。然而民主黨人卻以爲可以用一些稅收抵免政策去對抗這種文化？

要打敗一種社會運動，必須建立另一種社會運動。

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創造一種不同的敘事——

一種關於我們身處何處、該走向何方的敘事，

一種以不同價值衡量“何爲高尚、何爲可恥”的敘事。

如果我們不建立這樣的運動，全球的獨裁者與強人將長久主宰。

理想的力量

美國人會不會像當年的菲律賓人那樣，奮起扭轉民粹專制的潮流？

當年，菲律賓的獨裁者某天醒來，發現自己不再掌控局面——街頭屬於人民。那樣的事情，也必須在這裏發生。

當我們想到“社會運動”時，腦中常浮現的是集會、抗議、遊行。但這些往往只是社會運動的尾聲。如果遊行與抗議缺乏共同的理想支撐，它們就毫無意義。

歷史的潮流往往在價值觀轉變時改變方向。

一群思想者首先構想出新的社會願景，隨後運動才凝聚成形。啓蒙思想家洛克與其同輩提出的理念，使《獨立宣言》與美國革命成爲可能。1848年，馬克思與恩格斯描繪的思想藍圖，孕育了20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而哈耶克、弗里德曼與威廉·巴克利等人的思想，則爲“里根革命”提供了精神基石。

所謂“特朗普式民粹主義”（Trumpian populism），其實汲取自更早的運動——

例如十九世紀排外的“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以及二十世紀的“美國優先派”（America Firsters）孤立主義者。此後，在過去八十年間，它逐漸成形，源於一些思想家的著作：阿爾伯特·傑伊·諾克（Albert Jay Nock）、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薩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以及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

拉什1995年的著作《精英的反叛與民主的背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對於“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而言，正如馬克思之於列寧。

今天特朗普與副總統J.D.范斯所說的一切，幾乎都能在拉什三十年前的書中找到原型：“建制派背叛了人民，創造了一種文化，讓工人階級在自己的國家中感到陌生。”

大約十年前，我曾走過我的一位年輕同事——當時是我在《紐約時報》的傑出助理詹姆斯·希區柯克（James Hitchcock）的辦公桌。我看到他桌上放着《精英的反叛》。我心想：“奇怪，他怎麼會在讀一本二十年前的社會批評著作？”

我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一種早期預警。如今，詹姆斯已是副總統範斯的演講撰稿人。範斯在公開發言中不斷引用拉什的思想，而數百萬從未聽說過這位已故歷史學家的美國人，卻被他三十年前的批判深深打動。

更真實、 更有力量的敘事

憑藉他那種直覺性的分裂與煽動天才，特朗普不斷強化並深化拉什式的批判。

他一次次告訴民衆，他們的民主已被一群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篡奪。幾乎每天，他都會推出新的行動與口號，讓人們相信：他正代表他們，進行一場針對精英的“階級鬥爭”。

“特朗普對抗哈佛。”

“特朗普對抗華盛頓的官僚。”

“特朗普對抗律師事務所。”

“特朗普對抗主流媒體。”

這樣的敘事，對數百萬美國人極具說服力。自2015年特朗普宣佈參選以來，大約1,400個縣的投票趨勢轉向共和黨，而僅有不到60個縣轉向民主黨。特朗普利用這一敘事，打造了一個“多族裔工人階級聯盟”：在2024年的選舉中，約五分之一的特朗普選民是有色人種。

那些反對特朗普主義的人，如何才能建立一個更準確、更有說服力的敘事？

第一步， 是要揭示 “MAGA敘事” 内在的弱點。

在過去250年中，美國理念的一部分根基正是：我們並不像階級分裂的歐洲國家那樣。我們的祖先離開那片大陸，是爲了建立一個人人都有公平機會的國家。

我們拒絕“階級衝突”的政治，而是以“社會流動性”爲核心信條——窮孩子今天可以成爲明天的富裕企業家。

意大利作家路易吉·巴爾齊尼（Luigi Barzini Jr.）曾寫道：“正是一種精神之風，推動着美國人從一開始就不可抗拒地前進。”

亞伯拉罕·林肯也宣稱：“我認爲人生的意義在於改善自身的境況。”

這種關於社會流動的信仰，賦予美國人前行的目標與方向。它同時緩解階級衝突——因爲“你今天所在的位置，並不決定你明天會在哪裏”。

傳統的“美國敘事”建立在希望與可能性之上；“MAGA敘事”卻建立在威脅與恐懼之上。傳統的美國故事擁抱風險；MAGA故事則緊抓安全不放。

在美國的歷史中，“烏托邦”常常被描繪爲未來；而在特朗普式民粹主義者那裏，烏托邦卻被定義爲過去。

傳統的美國心態建立在“無限成長、普遍分享”的可能之上；民粹主義的心態則認爲一切都是“零和競爭”。

特朗普講述的故事，並不真正屬於美國；實際上，它更像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講述的故事：“心臟地帶的好人正受到外來者和都市現代化者的威脅——我將保護你們。”

如果說美國曾經的象徵是篷車或汽車，那麼今天MAGA的象徵則是一堵牆。

最終，美國人會拒絕“MAGA”，不僅因爲它像是政治機體中的外來移植物，還因爲隨着時間推移，人們會發現： 特朗普的信條根本無法解決工人階級真正的困境——糟糕的健康狀況、糟糕的教育結果、低水平的社會資本、缺乏社區投資，以及疲弱的經濟增長。

特朗普主義者沉迷於與“精英”的內戰——打擊哈佛，打擊國際開發署（USAID），打擊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削減公共廣播的經費，也許能帶來一種“羞辱自由派”的快感，但——這對工人階級有什麼幫助？特朗普最大的一項立法成就，是一場富人減稅。那又如何幫助工人階級？

第二項任務， 是要構建一個比 “MAGA” 更鼓舞人心的美國願景。

大約125年前，也就是《獨立宣言》問世至今的一半時，美國正努力應對工業革命帶來的震盪。19世紀80年代的美國經歷了1882至1885年的嚴重經濟蕭條、猖獗的政治腐敗、驚人的企業權力集中、巨大的社會不平等，以及私刑與其他形式的種族恐怖。面對這些問題，美國人以“民粹主義—進步主義運動（Populist Progressive Movement）”作爲回應。

如今，民粹派與進步派通常分屬對立政黨。但正如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其經典著作《改革年代》（The Age of Reform）中指出的那樣，在20世紀初的美國，民粹派與進步派曾結成聯盟。

當時，進步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社區；民粹派則活躍在中西部和南方的小城鎮。但他們有共同目標——幫助那些被工業化壓垮的人們。

兩者都強調道德改革、個人責任與品格培養，都主張通過政府幹預來減少不平等、擴大機會。

民粹派與進步派努力保持城鄉運動的和諧，共同建立了偉大的制度——反托拉斯運動、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林務局以及聯邦儲備系統。

民粹派與進步派彼此需要——過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沒有民粹派，進步派就可能淪爲一群富裕、脫離民衆的城市精英，與普通美國人幾乎沒有共同點。沒有進步派，民粹派則容易墮入反智、偏執與狹隘的民族主義。

進步派對文化多樣性的推崇，可以由民粹派對文化凝聚力的強調加以平衡。

19世紀末的美國人努力適應工業時代的崛起；而今天的我們，則在努力適應信息時代的崛起。那時與如今一樣，我們都在試圖將傳統的美國理想適應於新的現實環境。

當年的民粹派與進步派的智慧，至今仍能爲我們提供有用的指引。他們把“社會流動性”——“美國夢”——作爲運動核心，並發動了一場反對企業權力集中、恢復經濟與社會流動性的聖戰。

那一代的民粹派與進步派還本能地洞察到一件後來被心理學研究證實的事情：要讓人們蓬勃發展、敢於承擔風險，他們必須擁有安全的基礎。

民粹派擅長思考如何建構“安全的容器”——穩定的家庭、安全的社區、牢固的國界、共享的道德價值。

進步派則擅長通過政府擴大機會——增加教育資源、制定產業政策以投資被遺忘的地區、興建住房以便人們能夠自由遷徙。

兩者都對改革那些美國人已失去信任的機構感興趣——大學、國會、企業、精英功績體制、以及硅谷的技術官僚體系。

舊日的民粹—進步聯盟在經濟上偏左、社會上偏右，卻同樣一心求變革。若今天重建類似聯盟，它的特質可能依然如此。這樣的聯盟有助於打破陳舊的“左—右”對立框架，重新確立一個理念：我們是一體的國家——文化上團結，經濟與人口上多元。

它拒絕特朗普所倡導的那種“無盡的階級與文化戰爭”。

第三項任務， 當然是——真正圍繞這一願景建立起運動。

社會運動的規模比政黨更大，目標也遠不止於推動某項國會法案。它們在公民、文化、制度與立法層面同時發力，進而改變整個時代的氣候。

成功的社會運動懂得如何建立公民權力（civic power）。獨裁者慣於分化和孤立反對者，以阻止他們集體行動。因此，僅僅是“聯合組織”這一行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力量。

個人或許無力，但群體不會。

成功的運動是它所追求社會的縮影。反“MAGA”運動必須是跨階層的——把受過教育的中產與工人階層聯合起來，彌合最初滋生民粹主義的社會鴻溝。

成功的運動不僅要動員認同者，還要說服那些尚未認同的人。

你偶爾會聽見某位民主黨政客說，他要“爲自己陣營而戰”。可多數時候，這隻意味着：他會把本陣營早已相信的話——再大聲重複一遍。那幾乎毫無意義。在藍州城市裏，只有NPR聽衆參加的大型反特朗普集會，無法打動鄉村選民。

成功的社會運動通過增加社會張力來積聚公民力量。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正是通過遊行、公交抵制、午餐櫃檯靜坐等行動，製造了張力，令白人至上體系的齒輪卡殼。

社區組織理論家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曾說：“權力不是你擁有的，而是對手以爲你擁有的。”

在2010年代，茶黨運動（Tea Party）雖然人數不多，卻不斷向共和黨建制派施壓，讓他們相信：抵制茶黨訴求的代價極其高昂。

一個成功的反“MAGA”運動，必須從贏得一些具體、可實現的勝利開始——例如，阻止某個針對民主制度的攻擊，或廢止某項特朗普政府的計劃——再由此逐步積聚力量。

它必須帶領人們從恐懼與停滯，走向希望與動能。

社會運動的首要目標，是改變公衆情緒——改變人們認爲“什麼值得欽佩”，以及“什麼令人恥辱”。

爲此，人們更多被故事打動，而非論證。

如今，特朗普主導了整個敘事空間。

正如記者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她的 Substack 專欄中指出，在《學徒》（The Apprentice）時期，特朗普就學到一件事：“美國人的注意力最長只有兩週。”

因此，要主導輿論，你必須連續製造一系列“兩週小劇”——每一場都有高風險的對抗與出人意料的轉折。

爲了與之抗衡，一個反民粹社會運動必須創造一連串同樣有戲劇性的“反劇”。

幾乎每天，特朗普政府的聲明與行動都提供了豐富素材。例如，今年七月我們得知——政府竟計劃焚燬500噸緊急糧食援助，只因其冷酷與無能，未能及時將糧食分發給飢餓的民衆。

一個有效的社會運動，理應反覆把這樣的故事擺在公衆眼前，讓人無法忽視。

成功的社會運動必須創造英雄。

民權運動的領導者們知道，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發動蒙哥馬利公交抵制的完美象徵——她身材嬌小、虔誠溫和，在社區中備受尊敬。

但社會運動同樣需要塑造惡棍。

對美國開國者而言，那是喬治三世國王；對民權運動而言，則是布爾·康納（Bull Connor）、奧瓦爾·福布斯（Orval Faubus）與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

阿林斯基的《激進者守則》（Rules for Radicals）中最後一條規則是：“選擇目標，鎖定它，使之人格化，再使之極化。”而第五條規則則是：“嘲諷是人類最強有力的武器。”

對社會運動來說，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就是行動。行動能製造事件，而事件能講述故事。

政治學家吉恩·夏普（Gene Sharp）曾系統研究非暴力抵抗，列出社會運動可採取的198種行動方式——包括抵制、罷工、遊行、街頭劇、公民抗命與大規模請願。

在當今美國，各地已出現一些草根組織，他們記錄驅逐出境的案件、支持移民，並讓每一樁事件都成爲一個“小劇”。

美國人是否終將面臨與1770年代先輩同樣的問題——“是否該拿起武器，對抗一個專橫與不公的政權？”

這是不現實的，甚至不值得考慮。

切諾威思與斯特凡的研究表明：非暴力起義成功的概率是暴力起義的兩倍。

和平抗爭能爲運動贏得道德權威，同時剝奪政權的道德合法性。當非暴力抗議者面對國家暴力——水炮、橡膠子彈或催淚瓦斯——時，他們展現出的是勇氣、紀律與尊嚴；而政權展現的則是殘酷與邪惡。

非暴力抗議讓獨裁政權陷入兩難：要麼放棄街頭控制權，要麼鎮壓而失去正當性。

如果一場運動只爲取悅自己的激進分子，那它註定失敗；若它通過行動改變敘事、說服主流社會，它就有希望成功。

美國精神在250年前由《獨立宣言》的簽署者賦予政治形式。這種精神，也許最鮮明地體現在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筆下。

他稱美國的民主是“生命的體操館（life’s gymnasium）”，一個孕育“自由運動員（freedom’s athletes）”的地方。

惠特曼最害怕的，是“惰性與化石化”（“inertness and fossilism”）——他擔心美國會陷入停滯，築起高牆，不論是隔絕世界的牆，還是分裂國民的牆。

他歌頌活力。他說：

“我以喜悅歡迎這海洋般多姿、多樣而強烈的實踐能量，

歡迎這個時代對事實的渴求，

甚至歡迎那種商業物質主義。”

——出自《民主的展望》（Democratic Vistas）。

我們已遠離惠特曼當年的活力與希望之歌。但那股精神，或許沉睡，卻從未消亡。

特朗普主義如今居於高位，但歷史告訴我們，美國總是在破裂與修復、苦難與重生的循環中前行。

這個循環遵循着一套熟悉的順序：文化與思想的變革先行——新的願景誕生；社會運動隨之興起；政治變革最終到來。

原文2025年10月14日刊於《大西洋月刊》官網，編譯時有改動，小標題、分段爲譯者添加。

原文作者：David Brooks

原文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11/autocracy-resistance-social-movement/684336/

本文系華埠Spotlight編譯文章，不代表本平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