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離開中國人圈子才是融入美國”嗎？

編者按：今年7月開始，華埠Spotlight每月定期舉辦“唐人街客廳”線下聚會，邀請華埠更好團結聯盟（CBCAC）創辦人陳增華先生（C. W. Chan）坐鎮，與社區讀者，包括唐人街的老居民、年輕留學生等，一起討論我們關心的社區議題和公共事務。今天編髮的這篇讀者來信，作者Jessica是一名在芝加哥從事心理諮詢服務的社工，她參加了最近一次的線下聚會。在交談中，她提到了許多北美留學生都有的困惑：要如何融入美國社會？留學生怎樣跟本地社區建立聯繫？年輕人怎樣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我們的歸屬感在哪裏？

如果您正在這樣的困惑之中，願她的分享、C.W.的故事和“唐人街客廳”的活動，對您有所啓發。

和五十年前畢業的社工學長聊聊：爲什麼我們要在北美參與公共事務？

不知道在北美讀社工的夥伴們有沒有類似的經歷：常常要向他人解釋，“社會工作”到底是什麼。

我剛來芝加哥大學讀社工碩士的時候，家人就疑惑地問我：“社工是義工嗎？”

新朋友則一臉篤定：“你肯定不是留學生吧？中國家庭不會送孩子出國學社工的！”

這種不被理解的孤獨，是許多留學生社工都會經歷的。

請認識一下社工C.W. Chan

但五十年前，就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學長，在芝大獲得了社工學位。此後的半個世紀裏，他始終堅持社工人的核心價值：服務邊緣羣體、推動結構變革、倡導社會公義。他沒有選擇離開社羣，反而深耕在北美華人社區。

“陳增華（C.W. Chan）先生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在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管理碩士學位，曾在庫克郡醫院擔任精神科社會工作部主任十二年，後創立海鮮企業。陳增華是華人諮詢服務處的十位創辦人之一，還曾任董事會主席，也曾出任華商會會長、美亞聯盟芝加哥分會的主席。華諮處是目前中西部最大、最全面的亞裔美國人社會服務機構，擁有400多名全職和兼職人員。陳先生在1998年創辦了華埠更好團結聯盟(CBCAC)。在他與團隊的合作下，華埠推動了選民登記，伊州選區重劃，選出伊州第一位華裔州衆議員馬靜儀（Theresa Mah），爭取興建華埠新公立圖書館、謝祖諒體育中心、譚繼平紀念公園。2015年推動華埠遠見計劃（Community Vision Plan），2021年伊州成功簽署了「TEAACH ACT」，亞裔歷史進入伊州公立學校教科書，協助推動2020年全美人口大普查。CBCAC與社區機構等在2022年成功爭取芝加哥市議員選區重劃，零的突破，使芝市有了第一位華裔區長李惠華(Nicole Lee)，芝市地圖上也有了百年來第一個亞裔居民佔多數的選區。”

如今，全美多數中國城都在萎縮，但芝加哥中國城不僅沒有沒落，反而持續擴張，被專家認爲是“全美中國城的模範”。這背後，正是像CW這樣的前輩們默默投入的結果。他長期推動公共政策變革、倡導社會福利、組織社區動員。很多人以爲他是中國城的“老住戶”，其實他住得離這兒很遠，只是他在乎華人。

“離開中國人圈子才是融入美國”嗎？

我剛來美國讀書時，在一箇中西部的小城。我們整個學院只有我一個東亞學生，整個研究生院只有我一箇中國人。

那時的我，對“融入”有一種近乎執念的焦慮。我告訴自己：“我來這裏是要體驗美國文化的，得少說中文，多和本地人相處，說英語、參加活動，纔算不辜負這次出國留學的機會。”

所以我刻意遠離華人圈，也壓抑自己與原文化的連接。偶爾在街頭看到另一個黑髮淺膚的東亞人，我們四目相對，好像都想說點什麼，卻都沉默地錯身而過。那種距離感在提醒我，我是局外人。

直到我畢業，我既沒有真正“融入”主流文化，也沒找到任何歸屬感。

第一次接觸“公共事務”， 其實是從和孩子們聊天開始的

來到芝大讀社工第一年，我在芝加哥南部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實習，主要服務當地的中小學生。那些孩子大多來自低收入家庭，以黑人、拉丁裔爲主。

我很開心能“和真正的美國人工作”。但在和小朋友的日常對話中，我發現我們幾乎沒有共同語言。娛樂、遊戲、零食、歌手，我什麼都不懂。和孩子們溝通，充滿誤會與卡頓。

但我仍舊努力“沉浸式學習”。我告訴自己，這是社會工作的核心——站在邊緣羣體身邊，傾聽、瞭解、共情。我確實收穫了很多，也不斷擴展我的社工視野。

但我心裏總有一個填不滿的空洞：我在努力“做社工”，但這些工作，和我有什麼關係嗎？我像一塊磚，被搬到這塊土地上，留下來，然後呢？

“你的能力， 應該留給最需要的人”

在申請第二年實習的時候，我開始動搖。

我該繼續在非亞裔社羣裏“修煉”，還是該嘗試一些與我身份更接近的工作？

我的黑人督導對我說：“你有獨特的表達力、文化理解力、語言能力。你的才能，應該被用來服務最需要他們的人。”

於是我加入了芝加哥一家服務亞裔移民的社區門診。

這是我做過人羣最爲多元的工作：來訪者從10歲到80歲，有華裔、韓裔、越南裔，也有白人、黑人、拉丁裔。他們都是Medicaid使用者，資源有限，處境複雜。

我的中文能力、文化背景讓我天然更容易接觸華人羣體。和他們工作時，我發現——很多經驗，和社工教科書裏寫得不一樣。

比如，來訪者不願意談情緒，卻會在聊天中夾帶家庭動態；比如，某些精神症狀其實源於移民壓力，而不是“個人功能障礙”；再比如，在多代同堂的文化裏，家庭治療不是“邀請家人來”，而是“你怎麼代表整個家庭談這件事”。

這些經驗讓我意識到，華人移民社羣需要我們，而我們也需要他們——來幫助我們理解社會工作的真正含義。

我們爲什麼要在乎華裔社區， 雖然我們並不住在那裏？

很多人會問：

“你都不住在中國城，幹嘛去管中國城的事？”

“你留學出來不就該往上爬、去做專業白領，幹嘛去搞什麼基層動員、發傳單、做社區問卷？”

但這些問題背後，藏着一種誤解：公共事務是離我們很遠的東西。

實際上，我們今天的生活，處處都受到政策影響。

移民能不能享受醫保、子女能不能上學，靠的是社福政策；

華人能不能參與市政規劃、反歧視行動，靠的是社區組織；

當疫情來襲，我們能不能用母語獲取信息，靠的是誰提前站出來爭取。

這些議題，不是隻有“老移民”才該關心。

華人之所以“看起來不參與公共事務”，不是因爲冷漠，而是我們從來沒有被賦權過。我們不習慣發聲，不習慣組織，不知道可以去改變什麼。

但我們不能永遠“默默承受”。

公共事務， 是社工身份的延伸

CW學長五十年前畢業，五十年後仍在爲華裔社羣發聲。他的職業初期是醫療社工，但是他沒有停留在“專業諮詢”的崗位上，而是把社工的價值帶到了更廣闊的公共空間。

做一個社工，不只是在辦公室裏“提供服務”。

它還意味着我們願意與社區站在一起，理解邊緣，連接資源，推動改變。

作者：Jessica，美國持證臨牀社工（LCSW）、心理諮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