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場圍獵之下，海外華人的沉默和孤獨
編者按：9月是全美理性賭博教育月（Responsible Gaming Education Month, 又譯“負責任賭博教育月”）。該年度倡議旨在提高公衆對理性賭博行爲的認識，並爲深受賭癮影響的個人和社區提供資源和支持。在9月的末尾，我們推出華人賭博問題的系列報道，第一篇聚焦社區參與賭博的現象與華人文化生活之間的關係，下期將討論社區、政府和資本之間的博弈。敬請關注！
3月17日，芝加哥市中心的百利賭場三樓，一群華人正在玩百家樂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在芝加哥唐人街，去超市買菜時，阿姨拎着的紅色布袋印着財星賭場（Ameristar）的logo，去公園散步，迎面走來的大爺頂着或穿着河船賭場（River）的帽子或T恤，在唐人街地鐵站，金峯賭場（Wind Creek）的開業廣告一度從入口閘機貼到了候車站臺的廣告欄，馬蹄鐵賭場（Horseshoe）的促銷活動在富麗華酒樓前巨型電子屏幕上閃爍，而刊登社區資訊的中文自媒體推送裏，賭場的廣告、招聘、慶典赫然列在頭條，市中心的百利賭場（Bally's）巴士，每三十分鐘準時出現在唐人街圖書館門口。
“在唐人街，你碰到的每個人都有朋友或家人有賭博問題。”芝加哥華商會前任會長、華埠更好團結聯盟（CBCAC）創辦人、社區僑領陳增華說。CBCAC這一社區倡導組織誕生於上世紀90年代抵制賭場巴士運動。
賭博是唐人街普遍存在卻又極少被談論、被認真對待的話題。
非營利組織美亞健康協會（MAHA）預防物質成癮項目經理曾美燕，用“房間裏的大象”形容華人社區對賭博的態度。“這是一種沉默，沒有人談論它，家庭成員也不想談論，只是把大象留在房間裏。（所以）問題更容易隱藏。”
今年以來，華埠Spotlight去了芝加哥的賭場、麻將館，和十多位出入過賭場的唐人街居民，工作人員，以及從事賭博成癮預防的社區服務者，聊了聊這頭“房間裏的大象”。
芝加哥地區賭場遍佈，華人社區是這些賭場的重點目標客戶
圖片來源：Google Map截圖
“賭錢不需要教， 不需要會英文”
“大部分華人都愛賭，每個賭場都有華人。”一年半前來到美國的阿明說。他偶爾會去百利賭場玩老虎機。
在美國賭場裏，老虎機是最常見也最簡單的賭博方式。只需在充值或投幣後，按下按鈕，等待屏幕中的三個圖案出現特定組合（例如三個相同圖案），就能獲得相應獎勵。
“老虎機不用動腦。”來自澳門的Nancy，自己和家人都曾在澳門賭場工作過。來到芝加哥後，因爲生意往來緣故，也是周邊賭場的常客，一度還帶過巴士去賭場。她自認爲對玩老虎機還頗有心得。“（退休前）成日去（經常去），我是VIP，還試過一次通宵。”
芝加哥市中心的百利賭場三樓的百家樂牌局，圍觀者和賭客大多爲華人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今年春天的一個中午，華埠Spotlight記者和Nancy，以及另一位受訪者Lily一起在南富麗華酒樓前等免費巴士去市中心的百利賭場。
百利是唯一一家位於芝加哥市內的賭場。2023年10月開業後，百利的免費巴士開始到唐人街攬客。南華埠和北華埠，這兩個華人和亞裔聚居的社區，是全市唯二的兩條免費接送巴士路線。今年3月開始，人們發現，原先一小時一趟，一天13趟的賭場巴士，增加到了半小時一趟，一天30趟。
“純粹是玩一玩，最近也去過百利。我退休了嘛，有很多時間。”Lily上世紀90年代從香港移民美國。“早上起來去做運動，然後到唐人街飲早茶，下午就去打打麻將，偶爾也去賭場玩。”
當天中午12點整，車身印有“FREE SHUTTLE”（免費擺渡車）的黑色巴士準時，另外兩位不知從附近哪棟建築中悄然冒出，一道鑽進黑色巴士。
由南向北穿過永活街，在唐人街圖書館又上來十多位華人，一行同車的近20人，半小時後抵達賭場正門。大多數乘客一路沉默不語，也有認識的打個招呼寒暄兩句。
記者跟着這批華人大爺大媽通過安檢門進入賭場。根據規定，賭場需要檢查每個人的ID，年滿21週歲持有有效身份證件才能進入。但沒有人檢查記者一行人的ID，華人面孔似乎就是有效通行證。倒是一旁幾個遊客模樣的白人年輕男女被安保要求出示ID。
賭場內燈光柔和，腳踩上去是鬆軟的地毯，一樓大廳裏多是熒光閃爍的老虎機，讓人有種誤入大型遊戲廳的錯覺。賭場區上下三層，天花板上佈滿攝像頭，沒有一處有時鐘。
或許是週一的中午，賭客比預想得少，目測約有近200人，其中一半以上是華人或亞裔面孔。據Nancy說，這算不少了。一二樓有零星賭客在老虎機前，賭桌上人數寥寥。人氣最旺的是三樓，11張正在開賭的賭桌上圍了七八十人，九成以上都是華人面孔。
在芝加哥郊區一家賭場工作的筱君告訴華埠Spotlight，華人玩的大多數是百家樂，21點，或者老虎機。百家樂是一種簡單的卡牌遊戲，看荷官每次翻出兩張撲克牌的點數，以判斷莊家還是閒家獲勝或平局。
據筱君觀察，大部分華人賭客都愛玩百家樂，“華人佔了至少一半以上，年齡以50歲上下的居多，男女都有。有些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也玩。”
一局百家樂的最低賭注是25刀，最高可上萬。筱君提到，一般白天的賭局是25美元起，晚上則翻倍，50元起。一些常去的賭客，尤其是賭場VIP們，起手賭注在200-500美元不等。
計算下來，賭客一次在賭場的賭金在數百美金到上萬美金不等。當然，也有不少闊綽的大賭客，每盤押注可以達到五位數以上。
百利賭場的免費巴士停靠在唐人街圖書館。南北華埠是這家賭場唯一提供巴士接送的社區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在百利賭場裏，廣播放着歡快的輕音樂，偶爾插入優惠活動或競賽廣告的消息，有工作人員用蹩腳的中文重複一遍。偶爾有些賭桌也會爆出歡呼聲，“那桌肯定有人贏了筆大的。”Lily說，有時候有人運氣好，能翻200倍，一把賺好幾千。
大多數賭客沉默不語，默默下注，或是在自己帶的小本子上記下結果，估算概率。
“賭錢不需要教，賭錢不需要會英文，不需要說話，把錢擺出來，荷官就會給你換好籌碼的。” 77歲的伍太年輕時曾癡迷賭博。“當時我在機場附近上班，下午4點去公司，12點下班。跟工友們一起到唐人街吃宵夜，然後就去賭場。一開始賭場還給車費。賭得最兇的時候，每星期都會去，一次輸個三五千。”
在百利賭場，記者看着一位中年男性賭客在賭桌上一次性放了1000美金的鈔票，荷官熟練地將其置換成不同面值的籌碼，在紙幣上用特殊記號筆劃線，彼此很有默契。
半小時後，當記者離開賭場時，那位中年男性正在門口抽菸。
不夜天
在芝加哥生活過一段時間的華人，幾乎都跟賭場沾點關係。
蓮姐1988年從紐約搬到芝加哥。當時芝加哥周圍的賭場還不多，而且距離很遠。“那時候，下午下班，在家裏吃完飯之後，八點多就開車去印第安納的賭場，玩到凌晨三四點鐘回。有時候一晚上轉好幾個賭場，一個運氣不順就去另一家。”蓮姐說。
葉姨在芝加哥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四五年前還會去賭場玩幾把。1990年代初，她來到美國的第二個週末，家人們就帶着她去了西郊一家賭場玩。“我那天沒帶ID（身份證明），在外頭等了幾個鍾。他們每個星期都去的。”
“真是不夜天。”葉姨說，賭場五光十色，很吸引人的。吃喝又不需要錢，夠積分還能直接睡在賭場。
曾美燕沒有賭博過。她第一次去賭場是2023年，因爲工作原因，在擺展臺做賭徒成癮的調查問卷。“你坐在裏面，看着這些燈光，這些機器，聽着它發出的聲音，會讓人想要嘗試。更不用說他們提供的抽獎獎品，免費禮物、免費食物、免費飲料。即便對不堵的人來說，也很有吸引力。”
對賭博不太感興趣的Ruby和鄧茜健也去賭場玩過。她們回憶說，是去追星的。那時候賭場好多活動，逢年過節邀請港臺演藝明星前來演出，比如黎耀祥，呂良偉、朱咪咪等等。
“既然到了賭場，看完演唱會後還是會玩幾手的。”鄧茜健說。她是CBCAC的社區外展協調員，曾長期在唐人街非營利組織工作。
除了請明星助陣吸引華人之外，大多數賭場都提供接送、餐食和諸多優惠活動，還有現場抽獎。在早年間，印第安納州一些賭場會給賭客派發代金券，一些華人甚至以此賺錢，通過兜售轉賣。不過，後來賭場察覺之後，類似促銷活動就少了。
在這些人口中，去賭場叫做去賭船。那時候賭場大多在臨近的印第安納州，賭場就建在密歇根湖邊，有的就是一艘船，開賭之後就開到湖中去。和那個年代香港賭神系列電影一樣。
戒賭10年後，伍太回憶當年在賭場的日子時，多次感慨說：“賭錢真的很開心，我賭過我知道，什麼都會忘記的，時間也不記得了。”
位於芝加哥市中心麥地那神廟（Medinah Temple）的百利臨時賭場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成癮
“賭博的門檻很低，而且帶來的刺激是很強的，去玩其他的東西，不一定能帶來那種刺激感。”廖女士是心理諮詢師，是芝加哥市賭場社區諮詢委員會（CAC）成員，曾在唐人街做了三年的預防賭博成癮工作。
廖女士表示，以前在心理診斷領域，把賭博歸類於強迫性的行爲成癮，但最新研究發現，賭博跟酒精、 毒品和藥物成癮很相似，耐受度的影響也類似。就像喝酒，一開始可能只能喝一兩杯，越喝酒量就越大，烈度也越來越高。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編著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賭博障礙與毒品、酒精等物質成癮障礙列在同一章。書中提到，儘管一些不涉及物質攝入的行爲問題與物質相關障礙有相似性，但只有一種障礙，賭博障礙，具有足夠的數據列入該部分。
臨床層面有一系列標準用於診斷賭博成癮。MAHA進行的賭博篩查調查問題參考了這一標準。問卷包括：過去12個月內，是否參與了5次或以上賭博？停止或減少賭博時是否會有不安？會不會向家人或朋友隱瞞賭博花費？有沒有試過贏回本錢？等等共十道題目。被診斷是成癮的話，還有一條重要參考依據是，該行爲是否影響到正常生活功能。
曾美燕提到，很多時候有癮的人，尤其是賭博，他們傾向於隱瞞自己輸掉的錢，而誇大自己贏得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理性賭博，以娛樂的心態去玩，會停下來休息，不會將賭博作爲收入來源，或依賴賭博賺更多錢，可以在承受的額度進行賭博，設定金錢和時間的限制，甚至不用錢作爲賭注。
“是一種心癮，好像吸毒那樣，有些人不去是不行的。”伍太說，之前有個賭友，父母在郊區開餐館賺了些錢，給他留下了很多物業現金，因爲賭博全部敗光了，最後找伍太借錢。“我沒有借給他，就給了他30塊加油錢，後來沒有聯繫了。”
筱君也遇到過這樣的賭客。“有的客戶找我借錢，說自己已經輸了幾十萬了，把公司員工的薪水都拿去賭了。”筱君說。
許多有賭博障礙的個體相信錢款既是他們問題的起因，又是解決方案。
關於濫賭而傾家蕩產的故事，幾乎每一個人都能說上幾句。在老一輩居民的口中，一直流傳着唐人街的餐廳老闆或雜貨批發商輸幾百萬，最後賣掉房產店鋪的故事。
“發財沒見過， 賭到什麼都沒得， 命都沒了。” 伍太説。
孤獨和貧乏的社交
儘管如此，賭場從來不缺乏賭客。
葉姨說：“工作壓力又大，還是想去輕鬆下的，而在這邊又沒有那麼多朋友，去賭場就OK了。”
葉姨的大姑（夫家大姐）已經80歲了，幾乎每週還是要去賭場。“現在她都是借信用卡，收入只夠還利息。但她無所謂了，家裏人也管不了。上車後又可以跟人聊天。”
廖女士說，去賭場是很多華人逃避現實生活的方式。大家並非不知道賭博的危害，但他們想要去度過這些時間。去賭場不需要懂英文，不需要有車。去就好了，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
曾美燕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案例。她在唐人街圖書館擺展臺時，跟一位六十來歲在等候賭場巴士的華人攀談，對方告訴她，如果自己不去賭場，家人會非常擔心，甚至會主動給錢讓她去賭場玩。
曾美燕說，某種程度上她也理解這種做法。對許多老年人來說，去賭場只是一種娛樂形式。一旦他們退休了，大部分時間待在家裏，除了待在那裏，看電視，也許做一點家務或鍛鍊之外，他們實際上沒有其他事情可做。就社交生活來說，他們是感到非常孤立的。所以，如果他們去賭場或在麻將館玩的開心，結交一些新朋友，家人會覺得是件積極的事情。
曾美燕也問這位女士，平時喜歡做什麼，有沒有可能的替代活動。她說，她喜歡跟孫輩待在一起。但是他們住得很遠，也有很多課外活動，所以在一起時間也很少。
廖女士覺得，賭博在中國文化裏實在太久了，根深蒂固。即便是人們不去賭場，打麻將也很普遍。在很多老人公寓會組織大家打麻將。
在唐人街，近年來有許多冒出來的麻將館，散佈在民宅和宗族背景的公所當中。這些麻將館平時鎖着門，需要熟人帶着才能進去。找對門樓後，可以在門外清楚聽見賭客們搓麻將的聲音。不少麻將館還提供餐食，有的管理者退休在家，於是開兩臺麻將，抽臺費，還煮飯給牌友們吃。
芝加哥唐人街23小街一處娛樂會所，門內是多張麻將臺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捅破窗戶紙
“小賭怡情，大賭傷身”。在中國人的觀念裏，賭博是一種老少咸宜的社交和文化活動，麻將是國粹之一，偶爾玩玩無傷大雅。但賭博成癮性極高，小賭和大賭之間沒有明確界限。當剋制和理性變成“癮”，當社區中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賭博就越過了個人和家庭的邊界，對社區穩定、商業發展和治安造成影響，成爲公共問題。
一些賭客並不是沒有尋求幫助。曾美燕說：“有的人覺得治療沒有用，他們去了諮詢，但沒有起作用。甚至我們還接到過電話，問是否願意幫他們償還債務之類的事情。”
“反饋真的很低很低。只有極個別華人找到我們，曾經有一位家屬聯繫過我，但我們再聯繫時，也已經找不到他了。”廖女士也談到在社區做預防賭博成癮工作的艱難。她表示，可能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效果，讓人看到有另一條出路。就像一開始酒精成癮小組或者公租房一樣，這些公共資源，講了很久人們才意識到有這些可以幫助到自己。
目前業界在賭博成癮治療上處於起步階段，研究並不多，沒有成套的有效方案。對社區工作者來說，主要以預防性爲主，包括關注成癮者的心理狀態和感受，鼓勵尋求幫助或替代方案。
爲幫助有賭博問題的人士，伊利諾伊州政府啓動了“自願除名計劃”（Voluntary Self-exclusion program），允許個人自願禁止自己進入伊州的所有賭博場所。列入除名名單後，個人將無法進入伊州任何場所參與賭博。不過，對華人社區來說，這一計劃的實際效果有限。
芝加哥紅線地鐵唐人街站，金峯賭場開業廣告在站內投放，而地鐵車廂裏貼有預防賭博成癮的廣告
圖片來源：樹溪/Chinatown Spotlight
曾美燕說：“我們在努力找到最佳方法。如果那個有問題的人本身不想尋求幫助，還能做些什麼呢？我們擴展了服務範圍，爲家庭成員提供諮詢，幫助他們應對。有些家庭有問題，他們願意與家庭成員一同前來。家庭支持是康復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爲他們是這個系統，他們就是與這個人共同生活的環境。”
伍太的變化來自於退休和丈夫的去世。“我一個人在家裏，坐着幾個鐘頭想這件事情，最後我決定再也不去賭場了。”
”生活還是跟以前差不多，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到處去玩，我差不多全世界都旅遊遍了。“伍太說。現在回頭去看十年前的選擇，她說：“這個決定做得很對！”
對鄧茜健和她所在的社區機構來說，爲減少人們在賭場和麻將桌上的時間，他們試圖爲老年人組織更多娛樂活動，例如跳舞、旅行等。近年來，伍太也成爲這些活動的常客，併成爲積極的志願者之一。
葉姨的丈夫比她更嗜賭。後來丈夫越賭越大，越賭越多，她開始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是家裏管賬的。那段時間，我就撒手不管了，電費也不交，全讓他去管，讓他知道原來家裏每個月還需要這麼多開銷。”也是通過這一招，葉姨的丈夫意識到這麼賭下去生活都沒辦法繼續了，所以慢慢賭得也少了。
近些年，葉姨和她丈夫開始穩定在附近的教會聚會，找到新的社群歸屬。
葉姨說：“女兒十多歲的時候就建議帶爸爸去看心理諮詢。但我當時也不理解。覺得這要看什麼醫生，這有什麼說的。現在覺得，可能是有效果的，有個渠道去表達是好的。”
沉默的背後是羞恥感。在曾美燕看來，作爲社區而言，更重要的是教育和預防意識。“有趣的事，人們更容易聽陌生人說話，反倒是家人之間不願意傾聽。最好的方式是以理解和共情的態度，表達善意和理解，與他們建立關係。聆聽是很重要的。不然就會變成指責。那些有賭博問題的人不想要聽到他們有問題，他們試圖逃避的恰恰是正在發生的事情。”
“對待賭場也是這樣。與其試圖將它們推開，不如共同努力，看看能做些什麼與它們合作，並獲得更多資源，提高人們的意識。”曾美燕說，她試圖跟賭場溝通，看能不能在賭場巴士上放預防成癮的宣傳冊。“賭場並不希望人們都成癮，而是希望多些理性賭博。就好像酒館不希望有爛醉耍酒瘋的人。”
（應受訪者要求，阿明，筱君爲化名，部分受訪者未使用全名）
作者：樹溪
公共行政碩士，華埠更好團結聯盟公民參與資深經理，Chinatown Spotlight責編